散文丨高玲：互生的庄稼
在这一百米之间，有我家的一畦韭菜和二伯家的菜园。 我家菜园的前身是生产队的棉花地，水淹的时候多，菜长得没有二伯家的郁郁葱葱。从韭菜地往茶山方向是一片竹林，那楠竹是母亲多年前从别处移来的，现在已蓬勃为百来根，连着我家的屋檐和二伯家的屋檐。竹叶被风吹落时，会落进二伯家的瓦缝。
当第一片竹叶落进二伯家的瓦缝时，我就听到二伯母开始骂人了。和大多数乡里人一样，二伯母相信树叶会让黑瓦加速腐烂。二伯母骂人的声音并不嘹亮，但连绵不绝，足以让百米之外的母亲听得清楚。当然，我比母亲听得更清楚，我住的后罩房离二伯家的厨房最近。他家锅铲和铁锅摩擦的声音，碗与碗碰撞的声音，桌子移动时与水泥地面接触的声音，以及二伯清嗓子的声音都会清晰地送达我的耳朵。
二伯母骂我母亲的话，是浅显直白的农家话，无非是说我母亲做事阴险毒辣，栽竹子是存心想弄垮他家的屋，要二伯找我父亲扯麻纱，并咬着牙说出了砍掉那丛竹子的最后期限。我能想像二伯母咬牙的样子，必定是胖胖的身子倾斜出一定的角度，左手叉着腰，右手指着我家的方向。那丛竹子现在还长得好好的，每年春天冒出新的竹笋，可见二伯与父亲的每次谈判都以失败而告终。二伯与父亲除了长得不像，兄弟二人有很多共同点，谨言，怕事，在妻子面前说不上话。要我父亲去砍那丛竹子，借他一个胆子也不敢。
骂声开始之后，我总会偷偷打量母亲的表情，看母亲怎么样应对眼前的劣势。但母亲好像聋了一般，依然有条理地做饭，洗衣，喂猪，拾掇田地，对二伯母要砍竹子的事提都不提。这与我印象中的母亲判若两人。有一年春节前几天，我家用来过年的几只膘肥体壮的公鸡被偷了个干净，母亲站在我家禾场与菜园的交接处，朝着南西北三个方向骂了足足半个小时，声音自始至终响彻云霄，骂声中把所有小偷都送进了十八层地狱，再不能跑出来为祸人间，何况自家的竹子长在自家的山上，理在她这边。她不作声可能是怕父亲不好做人，虽然她在家里说一不二，但是二伯能在四十多岁娶上媳妇成个家，在我们高家是件很重要的事，大家庭非常珍惜也非常容忍二伯母这个最后进门的媳妇。
我最早的记忆都来自杨家园子，仿佛它是人生这条河流的发源地，也是人生这团炸药的引爆线。
杨家园子背靠小山，面朝河流，是背山面水的好屋场，在二生产队与五生产队的连接点上，偏僻而荒芜。山上是密密匝匝的针叶杉和水杉，河流的归宿是文学书里著名的沧水，但是乡人不知，至今也没有闲人为它命名。杨家园子一共两个住户，杨家三间板壁乌黑的木屋，住着年迈的张奶奶与中年单身的儿子。我们家的房子原本也是三间，我家住北头，祖母与二伯住在南头，共用一间堂屋。一个屋场上的高家与杨家，竟然那般相似，都有一个中年单身的儿子，和一个为儿子的婚事操碎了心的老母亲。
从杨家北面下个坡，就到了渡河的桥上，年幼的我喜欢坐在黄昏时的桥头，等父亲从公社的农具厂下班回来。桥其实是一个坝，将河流拦腰切断，几扇合多人之力才可以缓慢转动的铁门，控制着流速与水位，落差形成了三四尺高的瀑布，瀑布的声响能够跳上爬满藤蔓的高坡，夜夜为我们的梦伴奏。我并不是真的等父亲，我等的是他黄布衫兜里那两个旧报纸包着的冷馒头，那是七十年代末期我唯一能吃上的零食。
我家下坡可见一口水井，井水很浅，清澈，冰凉，漂浮着绿色的丝草，能清楚地映出挑水的人，和他头上的天空。井沿横着一根碗口粗的杉木，木头乌黑，青苔丛生，滑不溜秋。二伯不在家时，祖母就坐在二伯加盖的那间厨房里，朝着堂屋方向喊我的名字，让我去井里帮她舀一碗水，或者洗一把菜。这种默契的呼喊和应答，一直持续到我失足落水那天。除了睡在井底看到树梢上的白云，以及第二天母亲提到那口井时的怒眼圆睁，中间发生的事都被消了磁，祖母和母亲从未提过。
弟弟的出生，把我挤出了父母住的正房，父亲和二伯用土砖加了一间偏屋给我。床是他们从后山砍来木材自己动手做的，木材来不及风干就派上了用场，以致于打个滚床就吱呀作响，床板上铺着厚厚的稻草，好像整个秋天的田野都垫在我小小的身体下。屋角搁一个有盖的大木桶，木桶圆柱形，腰身粗大，用两根粗铁丝箍紧，腹中在不同的季节收藏着红薯，黄豆，花生，蔬菜种子。山脚多树，阴冷，潮湿，夏日的夜像刚刚用井水冲洗过一般，干净，清凉，有时我半夜醒来，透过微黄的蚊帐会看到木桶上盘着一条大蛇，睡得正酣。我眼里睡到木桶上来的蛇，就像一个来躲雨或是避露水的小孩，生怕自己翻身过重会惊扰了它的美梦。直到那个深夜，我被手电光和叫喊声惊醒，听到父亲喊来二伯，看到两人举起锄头，打死了一条粗壮的红花蛇。
这些都是昨天晚上打死的那条蛇生的。清晨，我陪母亲在菜园里摘当天吃的菜，她指着瓜架上挂着的几条筷子长的小红蛇，说。母亲还告诉我，如果我被那条大蛇咬上一口，就没命了，以后看到有蛇， 要喊大人。我心里不以为然，那蛇并没有咬我，它只是日日睡在木桶上陪我，若是它不咬人，还可以做我的小伙伴，母亲去田里干活之后，就再没有人和我玩了。小红蛇已经死透了，我捡来一根长长的木棍，将它们一条条从瓜架上挑下来，小心翼翼地放进一个土坑。农活是永远都不可能停止转动的磨盘，母亲从早到晚围着磨盘转，她很少停下来认真地打量我，我也不曾伸出细细的手指摸她的脸，我始终回忆不起她三十岁之前的面容，却记得那个清晨母亲的声音和表情，平淡到极致，贫穷的生活单调，呆板，机械，没时间和心情去悲悯万物。
二伯的房间是从祖母正房后面拖出去的，偏屋，斜顶，刚够摆放一张木床，刚够一个人从祖母房后穿过去，打个拐，坐到床上。屋顶一片亮瓦，光亮渔网一般把这间屋子打捞起来。后门是用几块口鼻歪斜的木板钉起来的。打开后门，是满园的豆荚，茄子，韭菜，泥土的腥味，菜花的香味，母亲刚泼的粪水的骚味。
出入二伯家的女人都要经过我们家的禾场。看到有人跨过门槛，我就小狗一样蹿进祖母的厨房，必定会有几块棕色玻璃瓶里夹出来的奶糖，躺进一个粗笨的饭碗里，碗壁上扯着细细的黑色裂纹，像母亲大冬天在洗衣板上搓来搓去的右手。大姑父在城里的糖果厂上班，姑妈捎回来的吃食，祖母都慷慨地招待了前来相亲的女人。当我含着两块糖，鼓着腮帮回到堂屋时，正在缝衣的母亲抬眼问我：乖不乖？我用舌头理了理两块糖，说：丑。
二伯遗传了祖母的容貌，俊俏的瓜子脸，瘦瘦高高，四肢健全。他没有娶亲，是因为一个从天而降的成分，祖父祖母在一九五一年冬天被划定为地主。那年冬天，父亲八岁，二伯十一岁，并不知道地主这两个字会影响他们一生。他们跟着父母被赶出高家的大屋，看到祖父一身单衣躺在茅草棚冰冷的地面上，这个极爱面子的读书人，面对着劳苦大众的拳打脚踢，万分羞愧地服了六六六粉。小脚祖母带着五个孩子住进了专业队的一间土屋，看着孩子们长大成年，出去谋生。最脏最累的活，伴二伯和父亲从少年到壮年，他们在最热的天气把牲畜的粪便铺到田里作底肥，最冷的天气被派去山上砍雪压弯的竹子。
祖母的奶糖没有被白吃，二伯被媒人引到了另一个村子，离杨家园子十几里山路，入赘到丧夫不久的邹寡妇家。我强悍的母亲也把我家一路北搬，搬出了那些委屈心酸的记忆。我们先住进了生产队的两间危房，那是生产队养猪场解散后废弃的。与我们从前住的杨家园子相比，胜在宽敞干燥，一排亮瓦把屋里照得亮堂堂的，被子里再不会钻进蜈蚣和小蛇。对母亲来说，重要的并不仅仅是住所的变化，而是我们离高家祖屋又近了一些。
见到二伯母时我吓了一跳。母亲虽胖，像那种叶片宽大厚实的庄稼。而二伯母的胖，松软，笨重，缓慢，给站在她面前的人一种压力。小堂弟未满月不幸夭折，她整个人瘫倒在地，如一地融化的雪水，再也无法收拢。接着二伯带领全家离开伤心之地，在离杨家园子两百米的山窝里修了新房，认养了二伯母姐姐家的一个男孩，单门独户，离群索居，要用寂寞与孤独掩埋丧子之痛。
穿过一大片稻田，跑过一条高低不平的山路，听到几声熟悉的狗吠，就到了二伯家的新屋。
二伯母从不理会我近乎谄媚的笑，对我亲热甜腻的叫唤，也只是轻轻地哼一声，好像这哼声是从胸腔里扯出来的，到达嘴边时已经接近尾声。在我的记忆中，她总是站在屋檐下训斥她的养子，那个比我大几岁的男孩，没读完小学便辍学跟着二伯做农活，二伯母对他做的每件活都不满意。训完堂哥之后，暴风骤雨又朝二伯袭去。我在离他们几米外的禾场上抽风似地跑来跳去，企图从他们的眼神或表情里找到一丝不满和反抗，然后回家幸灾乐祸地说给母亲听。每次我都是失望而归，大小两个男人服服帖帖，比我这个小学生在老师面前还老实。
这与我家的情形完全相反，只要看到母亲的脸色由晴转阴，我早已逃得无影无踪，茶山里的麻雀和水沟里的泥鳅都将遭殃。当时，我总是看不起小堂哥低眉顺眼的顺从，和挨打挨骂不逃跑的怯懦，待我长大后才明白，我就算是跑到天涯海角，白发苍苍再回来，这里还是我的母亲我的家。而对他来说，他只要跑出二伯家的自留地，或许就再也没有回来的机会了。他的父母抚养众多兄弟姐妹早已捉襟见肘，他回去只会加重一个家庭的贫困。
父亲在机械方面的天赋，衬托出他在农事上的白痴，双抢时我家总是人手不够。十五岁的小堂哥却如刚刚长好的水牛，浑身是劲，挑起一担湿谷在稻田间行走如飞，并非二伯母口中笨拙的少年。这个少年从江南偏僻的山村出发，独自到南方打工，成为了一家大型鞋业企业的主管。十几年的打工生活，他从来不曾提起，二伯和二伯母也不会坐下来听他诉说。每年春节前回家过年，他总是微笑着温和地与人打招呼，似乎流水线上每天十小时的劳动只是一场旅行，他十八岁到二十八岁之间那段岁月，对我们来说始终是一个谜，他也从未准备揭开谜底。
堂哥买了进城工作的邻居家一栋气派的砖瓦房，搬到了离我家一百米的地方，是在十年后的一个春天。这是我所知的二伯的第六个住处。搬家那天，天气晴朗，屋旁的池塘波光潋滟，草色青青，一贯安静的父亲兴奋得有点古怪，抬完立柜又跑去背风车，大声喊我母亲去帮二伯母收拾锅碗，我和弟弟扛了几把锄头，故意晃晃悠悠地沿着窄窄的田埂走。白色和粉色的打碗花开在菜园边上，稻田之间有成群的麻雀飞起又落下，蚱蜢不时从草丛中蹿出来，吓我们一跳。
端午节我回家探望父母，二伯母又增了一层浮肿，这让她本来就胖的身体呈现出一种透明的青色，像一个装满水的薄塑料袋，随时都有破裂的危险。二伯母过于肥胖，不愿意拖着笨重的身子到处走，很多病就找上了她安逸而营养过剩的身体。熟悉的唠叨断断续续从窗户里传来，接着是瓷碗跌落水泥地面的声响，二伯母又在嫌弃二伯煮的粥不合口味。
二伯再也用不着煮粥了，端午节过去没几天，肝癌夺去了二伯母的生命。堂哥把堂嫂留在了家里，还特意请了队里一个父亲他们的远房堂兄，陪二伯一起吃住，让他过几年耳根清净的舒适日子。有一个比亲生儿子还孝顺的养子，村里人都说二伯是个有福气的人。
平时能种田能挑水能骑自行车的二伯，身体却一天比一天差，好像流逝的时光吸走了他的精神，他成了一个目光呆滞、手足无措的老人，二伯母离去带走了他的健康与神智。像两株同荣同枯的庄稼，一百天后，七十六岁的二伯跟着二伯母去了。不管在旁人看来，二伯母是怎样唠叨，挑剔，蛮横，无理取闹，但在二伯心里，这些都是他日常生活中的营养，是他与即将灯干油尽的身体对抗的力量，没有二伯母，以前那些正常播放的刺耳的曲目都不会再次响起，他的生命就变成了一个无声无色的世界。
下午四点多钟，无风，西斜的秋阳照进了二伯家的阶沿，密密匝匝的小黑瓦像二伯年轻时浓密的发。南面墙上挂的蓑衣，伴二伯度过了今年多雨的初夏，仍然等着熟悉的人再次穿上它。我静静地站在池塘边上，与一棵正在开花的紫薇并肩，目不转睛地盯着屋檐下紧闭的门窗，想像二伯突然打开那两扇淡绿色的堂屋门，喊我进去喝茶。
父亲和母亲也是一对看起来不协调的夫妻。强与弱的对比，犹如火与冰的反差，温度与颜色截然不同。
强势，强大，强烈，强壮，很多与强字有关的词语，都可以在母亲身上找到踪迹。少年时代我都是从母亲手中接过刚刚卖猪卖谷的钱，然后骑上自行车去学校报名。九十年代初送我去湘潭读大学的也是当了一辈子农村妇女的母亲。我们在傍晚才到达陌生的校园，在北山学生宿舍一米宽的上铺挤了一夜，第二天母亲便乘车匆匆离开，家里还有牲口和庄稼等着她。没有母亲的地方都不能称之为家，那不过是一栋摆放家具和农具的房子。过后，她经常遗憾地提起，没有好好看一眼我的学校。当然，还有很多词语与见识不多却坚不可摧的母亲有关，比如善良，勤劳，节俭，情绪化，能说会道。这些词语看似毫不相干，却是母亲这个个体不同的侧面。
出工一天，生产队给别的男劳力记十分，只给父亲记七分；出工一个月，给别人分二十斤米，只给父亲十五斤，他从来都是忍气吞声，不上前与人争辩，也不回家与母亲念叨。即使后来父亲承包了公社墟场上的农具厂，管着两层楼的厂房和一批俯首贴耳的徒弟，但是胆小怕事，谨言慎行已经长成了一块肋骨，与血肉相连，时间根本不能将之摘除。他的小心在母亲看来是懦弱和无能，对莫测的世界，父亲却有自己的担忧，他不知道还会不会有突如其来的运动，像一九五一年的冬天那样，把全家人从温暖的大屋赶到四面透风的草棚。
一辆永久牌男式自行车，帮父亲穿越从家到农具厂的十里山路，他与上学的我一样早出晚归，却没有周末和寒暑假，所有的农活都推给了母亲。不知道从何时开始，也没有一点语言提示，我就成了母亲在农活上的忠实助手。母亲牵着我的手，挑一担空的箩筐，去铁路坝的山坡上挖红薯，在母亲挖松的土地上，我像一只小松鼠，轻轻地磕掉红薯上的土，把过冬的粮食放进箩筐里。这一担箩筐，还挑回了花生，棉花，萝卜，黄豆，挑回了一个个多彩而丰富的季节。那些年里，乡野之间风雨飘摇的家，母亲带着我给土墙打撑，给茅屋加草，用潮湿糯软的新泥糊斑驳的墙，用从大队部讨来的报纸糊漏风的窗。黄昏落下，炊烟升起，父亲伴着自行车的铃声回来了，进门便看到厨房里冷着脸的母亲。他们之间的争吵，像夏天的雷雨，我不知道何时袭来，但我知道总会要来，当两人脸上的乌云渐渐浓重，正在灶前烧火的我撒腿就跑，到小河边去拾弄一大把不知名的花草，或者干脆和鱼儿不着边际地乱说一通，有时我会背上小三岁的弟弟，但更多的时候是忘记了他。
冷眼，埋怨，争吵，庸常的生活似乎都是以这样的戏码上演， 每年的剧目都似曾相识。相似的剧目演了四十年，白发覆盖了黑发也没有停止。五月，母亲切除胆囊住院，我安顿好母亲后开车去接父亲，他提出来要整夜陪护母亲，好像是对我提一个郑重的请求。母亲出院之后，翻来覆去地批评他的陪护不及格，他也只是微笑着默默倾听，没有一句解释与辩驳，全盘接受母亲在女儿面前对他的毫不留情。看着我几次欲开口截断母亲的话，他拉着我走到花草茂盛的阳台上，小声地叮嘱我：你不要介意，你妈生病了肯定会有点娇气的。
窗户缝隙间透进来的风，吹过父亲消瘦的身体，深棕色的外套下，他显得有些佝偻，脸上沟壑纵横，像家乡稻田间的阡陌。七十三岁的父亲，不管是在巨大的社会洪流面前，还是在母亲强大的气场面前，从来就没学会理直气壮。持续多年的矛盾，每天重复的争吵，撕裂了他们曾经有过的情感，甚至撕裂了他们共有的那些回忆。但是，他们仍然像阳台上的这两株兰草，泥土之上细长的叶片冷淡疏离，而泥土之下，庞杂的根系早已交错缠绕在一起，伤筋动骨也不能将他们分开。